当代中国法正在道德与自由这两个基本原理的支配和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指引下向着新的统一性的方向发展。

（5）人类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识。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表明。

当时再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比经过珀尼西厄斯修正过的斯多葛主义那么投合罗马人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一些固有德行，如自制，忠于职守和公德心。其原因是，当斯多葛派在雅典兴起时，雅典的城邦社会已经没落，斯多葛派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而当时，随着希腊城邦的解体而罗马的世界城则欣欣向荣，迫于世界范围的文化需要，罗马人有意识创造一种世界范围的哲学。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人后天的不平等是社会现实制度造成的恶果。不过，本文阐述的自然法将重点落在与罗马法形成有密切关系的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

他们做得是那么优雅、高贵、从容不迫。没有极端相信，怎么会有猛醒后的极端不信？无论如何，这种理性在罗马法的极盛时期，以及后来跨过中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十七、十八世纪思想启蒙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它的消极作用：换句话说，赤诚的人们永远是可敬可爱的，但赤诚的人们如果不被欺骗，他们怎能懂得人的认识的有限？怎样才会学会愤怒和反抗？如果他们用幻想制造的偶象不被打倒，他们迷信的真理不被证明是谬误，他们怎能学会实证的技巧、猜想和反驳的勇气？ 除了理性外，罗马法学家们在精神上更受着正义观念的感召。[2]根于《易经》的哲学贯穿传统中国思想的始终，成中英教授说：中国哲学的原始出发点是《易经》哲学。

这三个特征与中国人固有的有机宇宙观的整体性、道德性和阴阳辩证的丰富性相联系。这一特点虽然在理学出现的宋代之前就有了，但只有理学将它的正当性系统化并上升到道的本原，即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的原理高度。如前所述，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已包含了法的统一理论，这个理论形式上亦沟通了自然、社会与人，但仔细分辨即可发现，董仲舒理论中的人，主要是性别、身份、年纪，以及表现出来的德能区别上的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依笔者所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法的最大特征和趋势，集中体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治的这三个限制性的修辞上。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春秋繁露·阴阳义》）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15] 在传统中国文化框架内，相对于董仲舒的理论，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系统变化。{5}(P1711)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以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个变动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这理论表面上看似有逻辑，实际上逻辑性不强，因为不同事物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理学之所以有如此功效，是因为朱熹在继承、吸收前人的基础上，立足儒学，吸收佛理和道学，融合儒、释、道三家，建立起了贯通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朱子理学。这个成就既是对西周以来国人法律实践和思考的理论总结，又是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五百年法律实践和思考的理论指导，因此可以说它是传统中国法的统一理论。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同样，法的制度模式从旧的解体到新的初步形成历时六百余年，行用至隋唐臻于定型又历时五、六百余年。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有三次。

而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为了更直观地阐明这一点，我们先看下面的图示： 很明显，这个图示是把上面《唐律疏议·名例》的表述结构化，其中括号内的字是笔者加上的，但符合图示的结构逻辑。

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耐心，即使晚清以来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加快，但亦不会快到置历史规律于不顾的程度。[5]这次社会转型经春秋战国历秦到汉初基本完成，前后历时五百余年，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了从宗法封建社会向帝制封建社会的转变，表现到政治上即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而责任具有主动性，是发自主体内部的一种积极行为。《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易》日：‘天垂象，圣人则之。最后，由于万物通理同构，所以统一性是事物内在的固有属性。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5}(P77-78)但到中唐时，制度松弛，均田制瓦解，社会动荡加剧、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因此发生变化。

这个模式与西周的礼乐刑政之间在精神上依然相连，前者以德礼为根本，后者以道德为精髓，表明两者同是以道德为原理的制度模式。总体上来说，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将有赖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完成和新的哲学体系的形成。

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心者，天之命，世之统也，故明刑必本乎律天。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朱熹和其他宋代儒家，又反过来以理、气和其他概念，来重新解释《易经》。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因此，史上所谓的周革殷命，其要害之处即在于此，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法的统一性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因发生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社会模式的转换。

由于这个过程并没有引起社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所以宋代社会形态与唐代一样依然是封建性的。参见［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202-203页。

[23]董仲舒把天视为至高无上具有人格的神，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即天道就是大一统，而天生万物亦是有目的的，所以，作为与天感应相通的人，就要按天的意志去办，努力实现大一统。借着这种逻辑联系，天地人或者说自然、社会和人生相互关联而成整体，宇宙世界的统一性因此再次得以体现和确证。

因此，在这里，法的统一性是指法的统一理论和统一的制度模式。（《汉书·董仲舒传》）{11}(P23)从董仲舒的这段论证可知，作为王朝国家的统一理论，春秋大一统必然追求思想理论和国家制度上的统一性，即所谓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人类迄今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转型，贯穿其中的是人类社会全面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化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转换过程，这些对中国来说都不例外。面对这种状况，释、道二教并无救治之心力，因为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正是它们推展的结果。法的统一性在传统中国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而且是统一在道德原理之上的，这对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仍有其价值。由《道体》可见，朱熹上继孔孟的心性思想，下接北宋儒学的心性观，结合释家的心性说，建立起独立系统的心性论。

二氏之说大略相似，佛氏说得又较玄妙。因此，法权的集中和统一是法权顺应法理要求的结果，是法作为法的存在之理的表现形式。

在当代大陆地区中国法中，实际交织着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和西方的三种法律文化，或者说三大法律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及大乘佛学等，无一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参见[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是什么样的？对此，已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的复兴是较有影响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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